疫情，是对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
是对动辄投资数以十亿计的智慧城市建设的一次大考，
未来大数据、智慧城市该如何做才能更好地提高中国的社会治理能力？
5月28日，华南校友会王牌思想交流栏目「一席私飨会」第三季第三期在南山京粤荟顺利举行，本次活动把话题聚焦到了“疫情下的中国社会治理能力”上来，邀请深圳市智慧城市大数据研究院院长、北大光华EMBA华南校友会第四任会长、53班陈东平校友担任主咖，与校友围绕社会治理的新理念、新路径、问题及对策进行深入研讨。
合照嘉宾依次为第一排（左起）：97班曾光、班韩晓松、班毛万君、班吴睿校友；第二排（左起）：北大光华深圳分院远建飞老师、91班袁虹、班邢妍、14班汪书福、66班张少林、主咖53班陈东平、01班刘秀焰、66班黄锋利、班江晓曦校友
本期主咖——深圳市智慧城市大数据研究院院长、53班陈东平校友在深圳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电子政务建设、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社会组织改革发展、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等方面，有深入的理论研究与丰富的实践经验主咖观点一、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基层治理中暴露的短板
（一）体制机制的适配性改革是技术工具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在本次疫情最初扩散的28天，中国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本应该在四小时疫情后就可以直报，但从实际来看，其直报系统是“失灵”的。能否及时汇总上报，能否直接上报国家防疫部门，其关键并非数字化技术。这是因为，我们的组织架构和管理体系还停留在工业时代的科层制，其层级分明、条块分明的特点阻碍了直报系统作用的发挥。业务部门受上级部门指导的同时受属地管理，当条与块的管理要求发生冲突时，属地管理方会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条的规定做出干预。只要属地有权干预，直报系统就无法实现末端到顶端的四小时直报。
（二）制度导向要基于对人性的深刻洞察，避免出现“利己”最优选择。这次疫情中，存在一些地方瞒报的现象，瞒报各类事件主要是希望凭借己力消弭问题。然而，应急事件爆发后，一旦错过最佳处置时机，就容易变成灾难。这主要是因为对领导干部、基层人员的考核，是以问题发生后追责为主。地方政府为了避免被问责，执政过程中有可能选择将隐患事件控制在最小范围内而不是迅速上报，在自认为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很容易做出延报、瞒报甚至不报的选择。
（三）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首先是人认知上的现代化。本次疫情初始，各地管理者以工业化时期的传统方式去考虑问题，按过往的经验去处理问题，数字化新工具、数字化新方式没能在第一时间进入管理者视线成为疫情防控的抓手。抗疫中后期，基层工作不堪重负，各地纷纷依靠企业创新来加强有效管理、减少人力投入，各类抗疫工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各地不约而同地走向数字化和科技抗疫之路。分析这一状态可见，虽然各地政府非常重视科技的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一代技术手段越来越多地被提及并应用，但这并不能保证治理能力的自然提升。其根源在于，一是对数字时代的风险特征认识不足。我国已是一个高度参与全球流动的超大规模主体，尤其是互联网信息的高速传播和扩散，使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各地管理者对这种风险的认识显然还不够深刻，容易陷于被动。二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并未真正贯彻至各地领导层，具有城市管理权力的领导干部还十分缺乏数字化素质和数字化能力，在认识的现代化、观念的现代化、处置问题的能力现代化上，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四）智慧体系、数字化建设未能契合社会治理需求。当前以企业为主导的智慧城市建设，无法真正契合城市运行管理逻辑与民众的实际需求。以企业创新技术作为城市管理的工具使用是值得肯定的，但企业难以真正领会政府运行和管理，其技术工具未能深入结合政府的运行管理方式以及真正贴近民众的需求，这就是为什么不少智慧城市、数字化建设在此次疫情发生后无法投入抗疫使用的原因。此外，部分应用的内容是从部门具体工作人员的角度出发去解决某个局部的业务问题，对负责这项工作的人来说或许很重要，但难以上升到管理者
